（一）
　　
　　朋友某爱读书作文，前不久写了一篇关于林黛玉和阿Q 的短文，其中的一句话引起我的兴趣。文中说，二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我以为作者会说说二者如何“相及”的呢，可读完全文，除“共性是生活在无奈的环境，有过抗争，但都有始无终”一句话外，主要说的仍是“不相及”。于是我希望朋友重写一篇专门说说二者的“相及”之处，朋友软磨硬泡不肯接受，我则故作严厉不肯让步。于是朋友不情不愿地接受了，第二天写好在空间发了出来。同时还另作一篇短文叙述我让其作此文的经过，大诉其苦，同时还将当时的对话作为附录一并发了出来，博得其朋友们的同情和支持。对我大加挞伐，有说我过于严厉的，有说我不看对象，用专业的标准要求非专业人士的。结果是朋友大得人心，而我则民心尽失。内心难免忿忿。
　　不过，平心而论，似乎有些咎由自取。因为我自己对此也不甚了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似乎有失厚道。
　　为了弥补过失，也为争回一点面子，便重去翻翻两部作品。于是就有了下面一些心得，写出来就教于朋友们。
　　
　　（二）
　　
　　说起林黛玉和阿Q，两部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两个典型文学形象，个性鲜明，各具“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恩格斯），还真有些“风马牛不相及”呢。
　　来历不同。一个是天上的绛珠仙草托生，仙风仙质。一个来历不明，既非天罡星，也非地煞星，如果来自地狱，也一定是倒霉鬼投胎。
　　时代背景不同。一个出现在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阶段，“大厦将倾”的时代。一个出现在封建社会面临寿终正寝的阶段。
　　出身不同。一个出身官宦之家，虽然家道中落，父母早背，但千斤身分未变，阶级地位未改。另一个出身不可考，无家无业，以土谷祠为栖身之所。
　　姓名贵贱不同。林黛玉，林虽不在贵姓之列，但父亲做官，也就沾了些官气；而黛玉者，玉中上品也，多高贵的名字。阿Q ，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名和姓。阿者，阿猫、阿狗之阿；Q者，因为弄不清其名是桂或是贵而取洋文字母代替之，无奈之举也。纯粹贱名一个！
　　生活状态不同。一个是钟鸣鼎食，呼奴使仆，即使寄人篱下，但仍旧过着姥姥疼、舅舅宠、众表兄妹爱的贵族生活。一个是生活无着，忍饥挨饿，靠替人帮工度日，过着一天无工帮就会饿肚皮的日子。
　　文化素养不同。一个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教育，文化素养极高，诗词歌赋造诣更深，其才智在大观园众才女之中也略胜一筹；个性纯洁，谈吐高雅，真才女也。一个是不知文化素养为何物，连自己名字也不识，行刑前在名字下画圈也画不圆。比较研究：林黛玉表达感情采用赋诗填词，偶而也引用文学作品（如《西厢记》）中的语言以调情；而阿Q只会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我和你困觉”，粗鄙低俗，不仅小尼姑不能接受，就连同为帮工的吴妈都气得寻死觅活的。
　　行状不同。一个虽然没有花木兰的轰轰烈烈，没有孟姜女的惊天动地，却也丰富多彩，可歌可泣，如元宵观灯、中秋赏月、诗社、赛诗斗句、荷锄葬花、孤高自傲、离经叛道、追求爱情、赌气使性、以泪还债、焚烧诗稿直至饮恨而亡……。一个则行为无状，几无可言，非得要说，也就是什么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法、帮工肯做不偷懒、调戏小尼姑、向吴妈求婚遭打、为生计偷盗、自称加入了革命党但又不被革命党承认……
　　结局不同即死法不同。一个被封建礼教的风刀霜剑所逼迫、所摧残，爱情夭折，含恨而逝。一个被统治者迫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枪杀。
　　她和他如此的千差万别，正如“贾府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那样，阿Q虽然急于找个女人但却不会爱上林妹妹，而林妹妹当然更不可能爱上老Q的了（即使她终身不嫁）。
　　
　　（三）
　　
　　时间相隔遥远的两个人物形象，虽然有那么多的“不相及”，但仔细想来还是有些“相及”之处的。
　　悲剧作品中的悲剧人物。悲剧的时代、悲剧的命运、悲剧的结局。
　　悲剧的时代。二者的出现前后相隔一、二百年，但大时代背景相似，都处于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时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出现迫切要求冲破旧制度的藩篱桎梏，封建统治者则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拼命作垂死挣扎；而阿Q 时代更有了外国势力的入侵，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了。反对派压迫加剧，人民生活水深火热，新旧势力的搏斗空前惨烈。悲剧的时代产生时代的悲剧。
　　悲剧的作品塑造出悲剧的人物。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打碎给人看。胡适认为，《红楼梦》“最可注意的是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场…。。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毫无疑问，林黛玉是个悲剧人物，她的美丽高雅，她的纯洁蕙质，她的聪颖才思，无不让人惊为天人，真的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然而却遭到封建礼教的“风霜刀剑严相逼”，一朵奇葩在她鲜艳吐蕊、含苞待放之时被摧残、被扼杀，怎不叫人扼腕！
　　阿Q是一个落后的流浪贫农的典型，受尽赵太爷、假洋鬼子等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和凌辱，他憎恨、仇视他们，下意识地反抗他们，蒙胧地要求革命，本能地想参加“革命党”，但最终革命不成，反抗无果，却倒在了统治者的屠刀下。
　　在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个人的命运不能由自己把握，只能掌握在统治者的手里。林黛玉的命运是由贾政、贾母、王夫人等封建卫道士所掌握，她的美丽因其叛逆而受轻贱，她的才智因不合封建礼教而受蔑视（女子无才便是德），纯洁的爱情遭摧残。阿Q的命运由赵太爷、假洋鬼子等封建统治者所掌握，他虽然干活买力却没人愿意雇他帮工，他想娶妻生子却以失败告终，因无处觅食而去尼姑庵挖几个胡萝卜，也要遭老尼姑的奚落，甚至被放出的恶狗追咬。
　　因为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无情，二者皆死于非命。林黛玉死于封建礼教的祭坛，一朵奇葩被卫道士们白嫩的手无情地扼杀，悄无声息，除丫鬟紫娟陪伴身边外，贾府上下因宝玉娶亲而热闹非凡，没有人知道黛玉凄惨和悲凉。阿Q 则冤死于统治阶级刽子手的屠刀下，临刑前享受到********的殊荣，可由于他“游了那么久的街”却没能唱得一句戏文而让看客们不满，何其可悲！“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打风吹了。”
　　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作为文学形象，她（他）们是个性化的，是“这一个”，但她（他）们的悲剧却并不是个别的，具有普遍性，是成千上万个悲剧人物的代表、典型。悲剧产生的根源在社会，悲剧滋生的土壤是制度。社会不改变，土壤不铲除，悲剧的出现不会绝。
　　悲剧作品、悲剧人物，并非仅供读者欣赏，在供欣赏的同时却具有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具有启迪、教育的重要作用。它启迪人们认识造成悲剧的社会的腐朽、黑暗，教育人们起来与之抗争。而这个抗争不能是单体的、个人的，而必须是群众性的、广泛的；也不能是改良的、修补的，而必须是根本的、彻底的。只有从根本上彻底铲除产生悲剧的滋生土壤，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这就是两部作品、两个典型人物形象的意义所在。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的小说，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