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在东北一个小乡村，这个村庄很随意的坐落在广袤的东北平原上，房屋都是青石墙茅草顶，依据高低不平的地势建造而成，杂乱错落没有章法，古朴陈旧得仿佛永远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霭中。庄稼生长最旺盛的季节，碧波荡漾的青纱帐简直要把这小小的村庄吞没了。一条不宽的小溪自西向东拦腰从村庄流过，汇入村东头不大的水库，乡亲们习惯地把小溪以南的村落叫南边子，把小溪以北的村落叫北边子。
　　小时候，我经常在小溪上滑冰玩陀螺，在水库里游泳，在村庄周围的小树林里用弹弓打鸟、采蘑菇，在村子东面的小山坳里玩捉迷藏，在田野里抠野菜，我的童年时光基本上是在这里度过的，那是多么天真快乐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呀！
　　可是，我的母亲却不这样认为，当年，她带着我们弟兄五人在这里度过了18年，在她看来这18年含辛茹苦不堪回首，简直是我们生命中最灰暗的岁月，是她人生中最惨淡的一夜，每每回忆起在家乡的18年，她都神情忧伤，感慨良多。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会把责任归咎到父亲身上，愤懑之情难以言表，因为这18年父亲一直在外地当工人，我们的起居家里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母亲担当，所有的风雨坎坷母亲只好一人默默承受。
　　母亲说，嫁给你爸我算倒了血霉了。
　　我们居住的村庄叫永增，大概希望粮食永远增收吧，这是乡亲们的美好愿望，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
　　母亲在1953年农历9月27日从几十里地的杜屯嫁到永增村。介绍人是母亲的二姑，也就是父亲二姨夫的续弦，我的二姑姥。当时，爷爷家有二十多口人生活在一起，爷爷哥们五个，再加上五个奶奶和叔叔伯伯们，日子过得清淡而红火。
　　母亲的二姑对姥姥说，老李家人口多，整天红腾腾的很热闹，是个大家族。
　　姥姥听了有些为难地说，家里人多了不好，受穷，吃饭困难，有人吃没人做。
　　姑姥连忙解释说，人家有人做饭，都抢着做呢。
　　1952年春节过后，父亲和村里一个亲戚去城里上班时特意绕道来到杜屯探望母亲长得什么样。那天，姑姥没有对姥姥说实情，她只是说有两个过路人想进屋里烤烤火暖和暖和，让姥姥把火弄旺点，姥姥果真把土炉子里的火挑旺了。
　　两个人进到屋里，一个长得高大，一个长得瘦小，瘦小的眼睛很小，单眼皮，但很有神，他就是我的父亲。
　　送走了他们，姑姥快步进到屋里，急不可耐地对姥姥说，人家老李家的老大来看二姑娘了，你看怎么样？姥姥感到很惊讶，摸不着头脑，连忙问是哪个，姑姥说就是那个瘦的。这时母亲羞红了脸，心情既紧张有兴奋，而后她嗔怪地说，只准他看我，我还没看他呐。
　　姥姥仔细想了想那个瘦小个子的模样和神情，觉得还可以，见母亲没有表示反对便默许了这门亲事。
　　可父亲没有看上母亲，因为母亲两眉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黑痣，父亲认为不吉利，回到城里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三爷。爷爷知道后气急败坏，拎着棍子准备到城里打断父亲的腿，被家里人拦住了，他让别人写信给父亲，要求父亲必须同意这门亲事，否则别进家门。父亲只好回信表示同意。
　　爷爷趁热打铁，找人挑了个吉利日子把婚事定下来。
　　迎亲的马车上用棍棒和炕席搭了一个窝棚，车上垫上干草，上面铺着褥子，母亲盘腿坐在车上，穿着借来的紫红色旗袍，在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陪伴下，坐着马车从杜屯直奔永增村。
　　村口站满了看热闹的人，看到迎亲的马车从远处而来，唢呐、锣鼓顿时响起来。马车停到村口，母亲被人搀扶着下了车，这时两个人扯着一块炕席铺在母亲脚下。母亲在炕席上向前走着，第一块炕席就要走到尽头了，只见那两个人又把第二块炕席铺到前面，母亲又踏上另一个炕席往前走。母亲踩着脚下不断轮换的炕席在乐队的喧闹声中渐渐接近洞房，期间走了多长路、拐了多少弯母亲自己也不记得了。
　　父亲一直跟在母亲身后，头上戴着黑色礼帽，上面别着小红花，穿着一身深蓝色中山装，胸前别着小红花。
　　母亲进了外间屋，迎面黝黑的方桌上香火缭绕，盘子里摆放着糖果和点心等供品。主持人让父亲和母亲对着供台三鞠躬，算是拜了祖宗。
　　婚宴摆了四五十桌，八盘八碗。父亲领着母亲挨桌敬酒引见家族成员，乐队在他们身后起劲喧闹。父亲介绍完一个亲戚，母亲就向对方鞠躬称呼对方一声，在父亲介绍亲戚的时候，乐队鸦雀无声，在介绍完一桌人走向另一桌人之间，乐队一直不停地吹打。
　　母亲出嫁前，爷爷给了母亲40元钱算作订婚礼，母亲拿这40元钱做了4件蓝色旗袍，2件小褂和裤子。
　　当时爷爷见迎亲的马车来了，用筛子往马车棚子上倒扣了一下，母亲至今不知是何用意，爷爷见母亲出嫁时没有蒙红盖头很是不悦，这样做不符合传统婚俗，有伤风化。可母亲自有她的道理，按照规定，蒙红盖头爷爷应该给母亲做红袄红裤，可爷爷没钱买红布，这就不能怪母亲了。
　　事后，爷爷提起蒙红盖头的事，母亲反问说，你给我做红袄红裤了吗？爷爷心想，这个媳妇不简单。
　　洞房里，父亲和母亲并排坐在炕沿上，父亲偏着头轻声问母亲，还在那两间小泥房住呐？母亲低着头小声说，是，还在两间小泥房住；她忽然抬头假装问父亲，你怎么知道的？父亲嘿嘿直乐不说话。
　　母亲不可能想到，当她迈进洞房的那一天，苦难的生活就一直伴随着她，那年母亲18岁，父亲20岁。
　　
　　二
　　1955年3月，母亲从农村来到城里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三个月之后，父亲把母亲户口取出来对母亲说，你回去吧，我要调到北京去，等我到了北京再来接你。母亲说，等你调走了我再回去。父亲说，那不行，我走了把你一个人留下我不放心。母亲想也是，于是母亲就回到了农村。
　　可是父亲骗母亲，他根本不去北京，他只是不愿让母亲呆在身边，这时母亲已经怀上了大哥，得知父亲骗她，母亲再次来到城里找父亲理论，要求把户口在落回城里，当时城里规定起户口再落上必须等到三个月以后。别人对母亲说，先回去吧，三个月以后再来也不迟，母亲只好回家等着。
　　回到农村，母亲的妊娠期反映厉害，经常恶心呕吐，她没有心思再返回城里，她想既然父亲嫌她，和他在一起又有什么意思，整天谁见谁都别扭，何苦呐。
　　1956年正月，母亲生下大哥。
　　母亲和爷爷奶奶、二叔二婶住在一起，那是一间狭窄昏暗的东厢房，由于地方狭小，火坑前盘着锅灶，同时灶火还可以帮助火炕取暖，每次做饭屋里烟熏火燎，母亲被烟火熏呛得不断的流眼泪直咳嗽。
　　在乡下，柴禾和粮食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两样东西，可这两样东西又很奇缺。母亲为此殚心竭虑，不辞辛苦，母亲每天拐着筐或背着网包，就是那种用稻草编织的带眼的篓子，到村外捡拾树枝、树叶、干草等柴禾拿回来烧火做饭。有一年腊月，母亲刚生下来我才20天，大哥从外面跑进来说，妈妈，咱们家分的几垄豆叶都快被人抢光了！母亲听到这里翻身下地，披着棉袄拿起箩筐和锄头冲出屋去。
　　外面寒风呼啸，母亲倾斜着身子在寒风中踽踽前行，大风刮着箩筐滴溜溜乱转。
　　自从那以后母亲落下风湿病，怕风寒，眼睛一见风就落泪，浑身关节痛，再热的天气也不敢吹风扇，更别说空调了。若是能换回母亲的健康我宁愿不出生。
　　母亲把捡拾完的柴禾放回家又去抠野菜，来到田野，发现好大一片苦菜芽，绿油油鲜亮亮的，惹人喜爱，母亲恨不能张开双臂把它们紧紧搂在怀里，母亲两眼放光，惊喜地张大嘴巴，口里直流口水。她匍匐在地，用铲子兴奋地抠挖那一簇簇的野菜，很麻利地放进筐里，生怕别人抢似的。一大片野菜很快抠完了，母亲想直起身来，可她又累又饿，身子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支撑不起来，四肢着地的母亲咬了咬牙，在小铲子的支撑下勉强地站立起来，可是顿时觉得眼前天旋地转，母亲趔趄了几下终于站稳脚跟。看到不远处又是一片野菜，母亲顿时来了精神，迈步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