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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中国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华民族异常丰厚的文化宝典里,有这样一些字字可谓珠玑的词语:夜郎自大、坐井观天、一叶障目、鼠目寸光……孰不知,我们自己恰恰是那夜郎国的国王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孰不知,我们正是那坐在井中的青蛙,不知海有多阔,地有多广;孰不知,我们正是那荒唐可笑的痴人,只顾及自身眼前的蝇头小利,却不知危险与威胁正一步步向我们靠近……
同样,我们还创造了诸如“他山之石可攻玉”这样精妙绝伦思想的语汇,可正是我们自己根本弄不清它的真实深沉的内涵和广阔无边的外延。记得大宋朝曾出过一个伟人,他的名字叫朱熹。这个叫朱熹的人曾在他传世千年的一首诗中不无深意地写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可惜,即使是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朱熹在千多年前的大宋时期就已经悟透了,而在他以后的无数后人们却始终昏昏噩噩,始终弄不明白这么一个浅显的道理。难道他们是智力有限,趄的无法懂得这个浅显的道理么?非矣!所以,他们不惜用高墙、用严旨、用牢狱、用屠刀,用各种有形无形的东西来遮蔽住头顶蓝蓝的天空,阻断自由的心灵通往外部广阔世界的航道,封闭了国民心灵的所有窗户。所以,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赖以生活的这片曾经充满无限生机和希望的土地时时散发出怎样龌龊腐败的气息。这也许正应了东坡先生的那句名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
说到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我们往往会忽略了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改革的成功与否往往完全取决于于一代帝王的心胸、魄力和胆识。如果帝王是开明的,改革就会收到一点成效,反之,如果帝王是昏庸的、无道的、软弱的、胸无大志荒诞不经的,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上那血腥、野蛮、丧失理性与人性的一幕幕。毕竟中国历史上能真正称得上有大作为大胆略大魄力和大智慧的帝王就只有那么几个。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最血腥最残酷的也许不是始皇大帝的“焚书坑儒”,不是“扬州屠城”,而是那些改革的先锋,时代与民族的智者最终头颅落下,鲜血飞溅的那一刻!只因为他们的生死存亡确实关乎着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啊!同样,说到改革与维新,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晚清历史上的一代名相张之洞了。这位曾经同情维新又扼杀了维新的饱读诗书的晚清重臣,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百日维新前期曾写下了在当时乃至后世都名噪一时的《劝学篇》二卷。而他的真正目的却是鼓吹一个先从教育着手,逐渐改良的方案,而不是年青的皇帝光绪和康有为等正在尝试的可谓大刀阔爷的全方位的变革。其大意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复兴儒家学说,并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不采用西洋人的哲学思想。这就是所谓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劝学篇》的精髓所在了。
由此,我们不难想象这是一种怎样的变革怎样的思想,与其说是变革,不如说是在为当时已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家学说招魂扬幡,寻找新的载体新的土壤并梦想去改变西方的哲学思想,再次体现华夏文明强大的同化力。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北洋水师拥有当时亚洲最庞大最先进的铁甲战舰却在自家门口被小小的日本打得片甲不留了。说到底这就像是一群守旧的乡村老农去操纵先进的舰船,即使他们费尽心机,累得精疲力竭甚至为之断送掉自己宝贵的生命,舰船也不会驶向他们所期望的理想的港湾,反而会在无边的汪洋中盲目地飘荡,愈飘愈远,最终难免落得葬身万顷碧波的惨烈结局。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光绪皇帝和他的老祖宗,那位给中华民族带来无尽的耻辱和灾难的狂妄自大却又胆小如鼠的不甘沉默的女人慈禧太后终于走完了他们各自或漫长或短暂的生命旅程,只留下了无尽的悲哀,无尽的屈辱让后人慢慢品尝细细吞咽。而此时的张之洞这位哀落的满清王朝硕果仅存的著名人物,仿佛已经预感到东方土地上即将发生的伟大变革,漫长而紧张的官僚生活早使他筋疲力尽。他或许知道,自己是真的不能再把满清这般破败的大船拖入新世纪的港湾了。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十月四日,终于离开了这个他曾经那么哀爱、眷恋又是那么痛恨、无奈的世界。张之洞死后,谥“文襄”,这或许是没落王朝对这位晚清重臣最后的褒奖吧!于是,许多年后,这位晚清重臣的清水文章盛及一时,而后人对他生前的喜怒哀乐,悲怆和无奈却知之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