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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玉楼上客 
2007-12-10 8:42:52 发表于 （1）
二十世纪初，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遍及到了各个方面。正如历史上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一样，无疑是巨大的、深远而广泛的。中国的教育、军事、警察和监狱系统、法律、司法和宪政改革，都是以日本为榜样效仿的。
1905年，随着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大获全胜，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也达到了巅峰。小小的日本居然成功地战胜了同样十分庞大的沙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标志着立宪政治战胜了独裁统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开始认识到，白人并非天生就比黄种人优秀，最关键的还是看采取的是何种政治制度。
曾经考察过日本工业，教育和政府的张謇一下由帝国状元变成了立宪派的领袖人物。1905年6月4日，在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的确是个特别的日子，一个极其不寻常的日子。就在那一天，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晚清王朝的封疆大吏们联名上奏，要求立宪。在此后关于立宪的讨论中，日本模式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首选。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日本同时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文化输出国。
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许多语汇如封建、法律、共和、经济、社会、思想、文学、政治、甚至美术、科学、政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都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现代中国许多伟大的知识分子都是从翻译日文著作才开始真正了解现代科学的。而象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和鲁迅等更是先后翻译了日本近代以来许多有影响的重要知识分子如福泽谕吉、中村正直、加藤弘之、中江兆民、幸德秋水等人的大量著作。
完全可以说当时这些中国文化界、思想界的巨匠们对此后中国国民的思想、科学、意识的影响那是极其深远和重大的。正是他们让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国民了解了这个世界上当时所具有的更加广阔博大的科学思想、民主意识和精神理念。因此，可以说正是通过他们，中国人才真正从日本人那里学到了非常多的足以改造腐败旧世界的真正有用的东西，学到了更广阔的外面的世界上某些不为我知的社会习俗、奥秘无穷，真正称得上博大精深的自然和科学知识的某些内容。
然而，面对这样热忱、谦虚甚至不无几分自卑感的学生，日本的某些政治人物却是不折不扣的居心叵测的老师。这和隋唐以来中国历朝历代对日本使团的态度简直有天壤之别，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民族秉性乃至灵魂深处的极其自私、阴险、狡诈。诚然，在日本国内，由于长期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也有不少热爱中国、支持中国进步革新事业的人士，但就整体而言，特别是就日本政府和大部份有身份、有地位能影响和左右日本内政与外交的政容们而言，他们实在是不希望也极不愿看到中国迅速走上一条跟自己一样的强国之路，因为一旦那样，他们将失去很多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和即得利益。
所以，日本刚刚萌生的军国主义者们欣喜地发现了中国的虚弱和贫乏之后，更加激发了他们更大规模侵略中国、长期占有中国甚至将中国变成大日本帝国附属国的巨大野心。1898年，日本政治家近卫笃磨创立了东亚同文会，四十年后，该校被升格为大学，这就是今天日本有名的爱知大学的前身。该校还曾经在中国上海开设了名为“东亚同文书院”的学校，把重点放在了中文学习上。它的毕业生有访问中国一年并撰写所谓调查报告的机会，很显然，近卫笃磨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野心也是昭然若揭的。
后来，这些报告被汇集成《支那经济大全》，被视作是中国社会和经济调查的范本。但是，这些所谓的文化交流工作的背后往往都有“大陆政策”活动的魔影，其中许多项目还都直接受到日本军部的特别资助。日本军部甚至还十分露骨地表示说学者们就是在研究通过怎样的手段，通过怎样的方式和方法来“占领中国”。
清代末年，被派遣到日本考察的直隶省官员王桐龄在《日本视察记》中指出：近年来，日本以东亚盟主自居，竭尽全国上下之力，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历史、地理、文学、美术、实业、军事、交通等各个角度，分门别类对中国国情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著作，其中《汉文大系》、《支那省别全志》等书，每套皆有数十册，每册皆有数十万字。王桐龄认为，日本学者严谨的学风和收集资料的方法固然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但中国确实应该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提高警惕，崩紧我们的每一要神经，睁大我们的每一双眼睛，清醒我们的每一颗被私心杂念充盈的肥头大脑。
在清代末年和民国初年，日本的确帮助中国培训过军队军官、现代的学校教员和政府行政人员，同时日本还为中国提供过许多受过高级训练，富有实际工作经验和能力的人才来源。然而，日本所做的这一切并非出自于天真无私的国际主义或者是其良心和良知的发现，以报答中国在历史上曾经给予日本的太多的恩惠和照顾，相反，恰恰相反，这个汪洋中的弹丸小国日本，自有它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极其狡猾阴险的国家利益的考虑以及长远的渗透策略，他们是要把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彻底地变成不折不扣的唯日本主子之命是从的大日本帝国的附庸国、殖民地啊！
从这方面来说，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下的历朝历代都是无法企及的啊。因此，即使到了今天的二十一世纪，当沐浴着二十一世纪文明春风的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年这段悲酸的历史的时候，依然不得不由衷地佩服当初的日本统治阶级的“远见卓识”。而1897年曾出任过日本驻华公使的谷野文雄无疑在中日两国的诸多“合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热衷于中日文化经济交流的“友好”人士，他在次年写给日本外相西德二郎的密信中却是如此露骨地盘算着这些活动对大日本帝国的利益的。
“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人散布于古老的华夏满清帝国，是为日本树立日本势力于东西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必亦仰赖日本，清军之军事将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职务上之关系，必将与日本发生密切之联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之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的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之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员依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无可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
第七章、阳光下，狼子野心逐渐暴露（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