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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迫开放国门之后的二三十年间,满清的决策层依然对于派出使节出洋充满踌躇、忧虑甚至是恐惧。在统治者特别是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人物心目中,西方近代文明如象天花病毒一般比任何洪水猛兽都要可怕。就生怕派出的使节会将那可怕的病毒带进国门,让泱泱大国亡国灭种一般。
而同样的情况,同样的问题在日本却根本不一样。日本在被迫打开国门后的几年间,就毅然决定派遣使节到西方世界观察动静,学习先进文化和成功经验。日本统治者毅然放弃数千年以来从中国那里继承去的陈腐的观念和思想,明确表示愿意遵守由欧美等世界列强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并努力地、积极稳健地让自己尽快跻身其中,使自己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外交中的一员,从而由一名被凌辱者转而变成与世界列强平等的一员,而这一切在中国却是走得那么缓慢,那么艰难,以致每走一步都会磕磕绊绊,每走一步都疑神疑鬼,每走一步都有人流血掉脑袋,每走一步都会有血雨腥风。始终不明白历史上的中国之所以成为天朝大国,引来万国朝拜不是因为中国有多么显赫的武功,而是因为先进的农耕文化,开明的政治的缘故。
很显然,到了十九世纪末,往日先进的文化在西方日趋成熟的工业文明面前,早已如落日黄花,中国在不知不觉中沦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贫穷、落后、守旧、软弱的人人可欺可凌的老大帝国。而不论任何时期,不管任何时候,游戏规则都是由强者来制定,同样,任何游戏规则只可能尽量满足强者的利益和愿望,而绝不会给弱败者丝毫的怜悯和照顾。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却要经历一个世纪风雨的洗刷直到二十世纪末期才恍然明白过来。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先生曾打个一个很好的比喻,“要参加奥运会篮球赛首先就必须承诺遵守篮球比赛的规则,而不能一进球场就说篮框太高,是按西方人的标准设定的,得让篮框降下几厘米来适应我们,否则就是不公平竟争。”想加入世界主流,首先就得遵循国际通行的规则,然后才能谈改变规则的间题。“可惜,这一恍然大悟,比日本足足迟了一个半世纪。
1859年,中日两国都面临着与美,英、法等西方列强就上年所签定的条约交换批准的问题,中国与西方国家所签定的条约都规定,应当在中国的首都办理此事。当时的满清王朝对此顾虑重重,当然更不会同意派出使节到对方的首都去展开外交活动了,因为这些在今天看来是十分正常和简单的事在封建腐朽的保守势力十分强大的晚清时期却是要冒很大风险需要很大的勇气甚至往往会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都无法达成目的的。这正如有人会因剪掉拖在脑后的民族的劣根而被乱石打死,同样只因“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诗而招致杀身之祸一般。
相反,在与美国这个当时和今天都被称为世界强国,有名的霸权主义国家的外交中,汪洋中的岛国日本却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胆略以及极大的积极主动性和灵活务实性。日本不仅主动主动要求以美国这个头号殖民主义大国首都化盛顿为换约地点,而且及时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换约外交使团,远渡重洋出访美国,此举完全变被动为主动的外交策略使日本使团不仅成功地完成了既定的换约任务,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且还在1860年会见了当时的美国总统。
这种勇于迈出国门到对方政治中心去积极、主动地展开外交活动的做法与满清王朝统治者的消极、被动、退缩、忍让、无所作为的治国方略和外交政策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从而更加让人从中看出中日两国近代历史上文化思想与精神意识方面在短短几十年间所形成的巨大差异,所表现出的优劣,所体现出的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文明程度。
1868年,日本开始进行彻底改变日本现状、历史和未来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明治维新,从而一跃将往日的天朝大国远远地甩在身后并将整个中华民族的脊梁重重地踩在自己脚底下前后达十五年之久。明治维新之初,新政权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五条誓言》,明确提出要“求知识于世界”。这样的魄力和勇气更是懦弱的满清王朝所无法企及的。
1871年,日本更是决定派遣规模庞大的“欧美使节团”出访欧美。于是,以岩仓具视为正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为副使,新政权中大藏、工部、外务、文部、司法等部门的主要官员几乎倾巢出动。他们先到美国,然后转向欧洲,先后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等,历时一年零九个月。日本政府普遍认为这次出访欧美意义特别重大,日本“内治外交,前途大业之成败,在此一举”。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求知识于世界,励精图治的决心和勇气。然而,令人扼腕痛心的是满清王朝直到三十年后,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的惨痛教训后,才开始装模作样地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问题。然而,这些皇帝国戚,王公贵胄们其实早就猜透了皇家的小九九,早就明白日落西山的朝廷既没有改革的雄心宏图,更缺乏维新的诚意,勇气和决心。
所以,他们丝毫没有日本维新官员的见识与胸襟,于是,他们走马观花地,天南海北的考察并没根本没有对国内的变革产生任何积极的作用,所以,1898年中国的态戍戌变法运动与其说是满清王朝主动进行的一次大变革,不如说是少数热血沸腾的有远见卓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力图证明变革维新正确的孤注一掷,损失惨重、教训深刻的尝试。
然而,中国的维新派知识分子,这些那个时代真正的民族精英和国家栋梁们远没有他们的日本同行那么幸运,等待他们的是血雨腥风,是斩首抄家,是放逐和流亡。他们不仅为自己莽撞、幼稚、无知可笑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且遭到了大多数同胞甚至是骨肉兄弟无情的嘲笑,辱骂和唾弃。
这很容易使人想起几十年后一个叫鲁迅的中国文坛巨臂在他的《呐喊•药》中写描写的情景,那愚昧几至麻木无知的国民,那血淋淋的人血馒头,那坟头上无根的白花……短暂的戍戌变法只持续了短短的一百天,的确,任何人也不会企望短短的一百天能创造什么,改变什么,但这短短的一百天的确如一道闪电从黑暗的夜空划过,其光亮消失之后的夜空更加漆黑,更加昏暗,更加寒冷,更加令人窒息。
而一衣带水的邻国,雄心勃勃的日本却在1889年颁布了《明治宪法》,这是一部深受近代德国政治理论家们君主立宪观念影响的法律文件,在这十年间,东京的人们象欧美的人民一样把“君权”和“天赋人权”的深刻意义作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为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专横顽固的满清统治者却一次又一次推迟“立宪”时间表,直到满清王朝天亡也没有实现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立宪”。


